跟章老师通了一会儿电话，章老师是上海人，前些日子回来过，不知道我也在上海，以后回来要跟我联络。老师以为我做得还好，做老师的会以做得好的学生为骄傲，我也做过老师，我知道这些。可惜的是，我做的差强人意，一地鸡毛，生活事业都很潦草，于是惭愧不已！

我对章老师最早的记忆在三十多年前，她应该是我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教我们语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对章老师的记忆里满是怨恨。一次快放假时候，不知道怎么我惹怒了章老师，她拽住我的前襟，说出让我非常怨恨的话：“你这个地主崽子要怎么样？”在那样的年代里，“地主”一词是我少年岁月最深的伤痕，多少屈辱、卑贱、忧伤因为这个词降临在我的身上。从那一刻起，我仇恨章老师。

我对章老师仇恨的释然在1990底，那时候我因为参加风波被公安部通缉坐了十一个月牢刚出狱。没有工作，也没有其他谋生技巧的我开始了摆地摊生涯。元旦前后，我进了一些明信片卖。那是一个昏暗而且有些冷的傍晚，我在我们厂子的农贸市场摆摊卖明信片。正是下班时候，人潮匆匆涌动，偶然会有一些颗粒状的雪花飘落在我身上。一位特别可爱的小女孩很安静地在我的摊子前站了很长时间。小女孩五、六岁的样子，整齐的刘海下是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有些眷恋地看着那些很诗意的明信片。我对她说：“叫你姥姥来给你买吧。”女孩说：“我姥姥不给我买。”于是，我将一套明信片里的一张送她。女孩拿着那张明信片，还是很安静地站在我面前，一狠心，我就把那套明信片都送了她。

过了一会儿，章老师带着小女孩过来，我才知道小女孩是她的外孙女。后来想起来鬼使神差的是，我当时竟然对小女孩说让她姥姥给她买明信片。我的事情和处境章老师都知道，那个傍晚跟我说了一番话，而且，还流了泪，感叹我生活的不容易。那一刻，我释然了因为少年时代的屈辱而对章老师产生的仇恨。从那一刻起，她又是我的小学老师，而不是仇人。后来，章老师还把家里的一袋子气球送给我，节日的时候我卖了一些钱。

学长对我说的我小学二年级就已经看完《水浒》等小说的事情，我其实早已经忘记，而记住这些的竟然是被我当作仇人记恨了十几年的章老师。很多时候，我们会为了自己以为的屈辱长久地记恨一个人，而这个人却不知道，还记得我们得好，并且将这种好告诉那些知道我们的人，而当我们知道着一切的时候，除了惭愧，还能怎样？

此刻，我非常非常的惭愧，为了那些曾经耿耿于怀的仇恨，为了那些已经过去的、永不再来的日子！

2008年7月25日星期五

正常的社会不需要一惊一乍，不管是院士还是平头百姓，不管是企业家还是公职人员，只要他的钱来路的正道，他愿意买什么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当我们自以为是地为袁隆平院士买车而鼓噪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潜意识里暴露出来的，则是不言而喻的落后意识。我们需要大惊小怪的不应该是袁隆平买了几辆车，而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这样大惊小怪、咋咋呼呼。

2008年7月25日星期五

上面两个问题其实都牵扯到一个文章是不是应该表达和表现真实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中国的老师是世界上最虚伪的，他们大部分心理阴暗、怯懦、矫情、随波逐流，还要把自己打扮成非常高尚非常正直的样子。表面上看，他们是在教书育人，实质上，他们是在以书害人。最不能容忍的，是这些红旗下的臭鸡蛋们不但自己虚伪和胆小怕事，还要拼出老命来压制学生里的异端思想和情绪，自己是可怜虫还要将孩子们也塑造成可怜虫，上面两篇作文刚刚及格和不及格事件就是最好的注脚。

学校本来应该是最真实、最宽容的地方，学生们本来是应该畅所欲言、尽情表达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的，但是，在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下，这些却都成了“思想有问题”的表征，被坚决打击无情打压。中国教育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却是虚伪。老师们不求培养出有真知灼见的人才，却让他们的学生从小学会说假话、空话、套话，就是不说实话真话。从教材、教学方式、考试的自由发挥和日常行为的各个环节上，老师们都自觉或者不自觉、甘心情愿地做着体制的帮凶，打击压制着任何思想和情感上的异端，培养着一批又一批的庸才、蠢材和奴才。当然，作为师范生和曾经的老师我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中国老师们的无奈、痛苦和悲凉，但是，我还是不能原谅中国老师们的集体懦弱和沦落。不自由毋宁死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不虚伪虽然需要付出代价，却不是做不到的啊！

2008年7月25日星期五

特别诡谲的是，当血统论的始作俑者，那些曾经的土包子后来的革命高干的子弟们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革命逻辑被文革新贵们的革命需要所否定的情况下，遇罗克于1967年1月18日在《中学生文革报》第一期上发表了他的《出身论》，得到的竟然仍然是灭顶之灾。“血统论”反动，反对“血统论”的《出身论》仍然反动，革命的蛮横、残酷、不可理喻、随性所至，由此可见。

遇罗克在15000字的《出身论》里力图从理论上对“血统论”进行批判。他的主要论点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观点出发，论证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因此家庭出身对于决定一个人是否革命并不重要。“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对于改造思想来说，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遇罗克孜孜以求的是一切青年都享有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他说：“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

无可否认，遇罗克《出身论》里的观点并不高深、复杂、抽象、晦涩，他陈述和阐释的只是一种常识，在那样一个年代，这种对于常识的陈述和阐释却需要绝望的勇气和生命的代价。中国社会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件，确实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耻辱。可怕的是，除了几个承担黑暗年代所有罪孽的倒霉蛋和牺牲品，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功臣、胜利者和受害者，既没有人为此付出代价，也很少有人为此忏悔，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和原罪，但是，谁会在意这些呢？在胜者王侯败者贼的势力语境下，遇罗克这样的牺牲品和祭品是会很容易被忽视和遗忘的，没有万劫不复，是每个中国人的幸运。

但是，这种幸运还会持续多久呢？一个没有思想的民族已经足够令人绝望，而拼命打击打压思想的民族，绝对让人厌烦透顶！

2008年7月24日星期四

一条是说北京市公安局划出了几块地区专门供游行示威使用，这是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游行示威权力以来的第一次，虽然是否能够在现实中施行还有待实践的检验，但毕竟有了一个好姿态，足以令世界看到中国政府缓慢而坚决的进步。

另一条是说陕西省定边县道路运输管理所单位职工要向上级部门反映单位存在的诸多问题，从事打印工作的女职工就为他们打印了一份由全体职工联名写给县委、县政府的信，未承想却被公安机关拘留。定边县公安局开出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里陈述行政拘留的案由是：2008年7月9日，赵晓玲未经领导同意，擅自打印职工上访材料，致使定边县运管所工作秩序更加混乱，工作不能正常进行。

一方面，是首都更加开明开放的姿态；一方面，是偏远地区可以载入拍案惊奇的荒诞现实。一个国家的进步从大处着眼是不错的，但是，只有在细节上真正落实，这个国家才会确实地文明进步起来。不管首都北京划出多少地方给人民提供游行示威场所，只要还有陕西省定边县这样偏僻的地方公安局因为某人打印上访材料被拘留事件的存在，中国的文明进步和法制化，就永远只是一个看起来很美的概念，让我们过过嘴瘾而已！

2008年7月24日星期四

跟现在的汽车工业发达所不同的是，过去中国的汽车工业绝对落后，全国生产轿车的厂子只有两家：一家在上海，生产的是上海牌轿车；一家在长春，生产红旗牌轿车。这两家厂子生产规模都不大，而且，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生产出来的轿车不会投放市场为一般人民所用。在过去的革命年代里，坐轿车是需要资格的，这个资格就是所谓级别。按照级别的规定，只有县团级才可以配备上海轿车，而红旗轿车是要配备省军级的。用国家的力量专门生产轿车来为极小的一部分人使用，这样的腐败和不公是超级的。

跟轿车需要按照级别分配一样，同样的不公平和公开腐败还表现在其他出行方式上，比如说坐火车的软卧、坐飞机，都是需要县团级证明的。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甚至饿肚子的时候，供应高级干部家庭的特供商店却依然供应着各种高档消费品，好烟好酒，一样都不少，而且价格绝对便宜。

当人们被毛先生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不吃红烧肉而感动的时候，也正是在那样的年代，各地给伟大领袖修建的别墅行宫，耗费金额过亿，不知道能买多少红烧肉给饥饿到甚至吃人的灾民饱餐一顿。至于不让全国人民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影响，禁欲主义的年代，首长们跟部队特招的女兵们载歌载舞、夜夜笙歌，则被歌功颂德为革命家的美行。类似的腐败和不公平还有很多。那些年代腐败和不公平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国家为这些不公和腐败提供需要的一切，并且将其美化为革命需要。

即使在最艰难的战争年代，其实平等也没有真正做到过。比如说红军长征时候毛先生就让贺子珍不止一次地怀孕。很难想象，如果真如《红旗飘飘》类革命回忆录写的那么艰苦，毛先生饿着肚子、精疲力竭还要在女人的身上撒野和过瘾，那可就真是神人了。唯一的解释就是，辛苦和牺牲的是最基层的红军战士，而毛先生等革命领袖依然可以饱暖思淫欲的，怪不得他要“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了。至于后来的“官兵一致同甘苦”，大多应该属于虚构，就跟毛先生的肥孙子信誓旦旦地说他爷爷领导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一样。

现在的腐败和不公更多属于一种潜规则，大家都知道，却不能拿到桌面上堂而皇之，而过去的腐败和不公平是公开而且赤裸裸的。拿过去跟现在比是无知的人民群众愚昧的乌托邦似的一相情愿，我们这个社会从一开始就流行腐败和不公平，任何回到从前去的企图都是有害的。至少今天，我们还可以畅所欲言，我们还可以面对腐败和社会不公说三道四，这在过去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的。

2008年7月23日星期三

在美国有个古怪的、让我们瞠目结舌并视做大逆不道的事情，随便焚烧垃圾属于违法的事情，违反了环境保护法，甚至，有些州还规定在自己家的后院焚烧枯枝都算违法。可是，在大街上、白宫前焚烧美国国旗却不算犯法。美国国旗被做成短裤、胸罩、头巾、帽子的更是随处可见。美国所以对于烧国旗采取如此宽容的态度，在于对人民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的充分保护。当然，这种看起来对于国旗的亵渎行为在美国也招致过反对，甚至，美国49个州相继要求国会以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的形式禁止亵渎国旗。结果，该宪法修正案1995年在美国国庆前在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却在参议院投票时受挫，没有被通过。而参议员反对此项提案的理由则是：国旗固然重要，但是言论自由更重要。

虽然美国并不认为对于国旗的亵渎属于违法，但是，大多数美国人民对于美国国旗很有感情。美国民众喜欢在自家门口悬挂国旗，有些常年都挂，有些则逢节日挂，这一点绝对比我们中国强得多。而且，除了六十年代反战示威，进入九十年代之后，美国人焚烧国旗的事情倒并不多。有些是一年几起，有些年份则一起也没有发生过。

美国人烧垃圾犯法烧国旗不犯法的做法令人震撼和思索。过去我们常说不要问国家为我做了什么，而是要问我为国家做了什么，可是，如果国家强大到一个绝对的程度，除了对它警惕并且批判，我还能为它做些什么呢？国家应该以人为本，保护人民的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如果做不到这些，人民盲目的爱国主义跟喜欢自虐又有什么区别呢？

2008年7月22日星期二

在赣南的时候，蒋经国实行“星期四接待日”，倾听民众的意见和疾苦。当地一家农户的独子被征兵，蒋经国派人追寻上千里，将农户的独子找回来，赢得“蒋青天”的好名声。半个多世纪之后，美国大片《拯救大兵瑞恩》说的也是类似事件，可见中国的民国时期也有类似于美国的人性化征兵政策。

在赣南，蒋经国一共设立了6个扶植自耕农示范区，在示范区内，大部分做到了“耕者有其田”。蒋经国还在农村推行取消苛捐杂税的政策。安远县有个地主，外号“丁老虎”，私人拥有100人的武装，控制了全村。蒋经国听到投诉，立刻派人没收了“丁老虎”的武装，并将他送到“新人学校”进行教育受训。

蒋经国在赣南禁赌，下发规定，抓到赌徒罚跪公园三天。一次，查赌人员抓到了吉泰警备司令赖伟英的夫人。警察打电话给蒋经国，蒋经国片刻后回话，“管他什么司令太太，总司令太太，赌博抓到了一样罚跪。你们尽管放手去干，有我担待！”司令太太跪公园，此消息一经传出，引来众多民众围观，成为赣南禁赌时期轰动一时的大事。

赣州中山路有一家“仁记宝成行”，是广东一名军长出资开设的土膏行。蒋经国的专员公署突然派人武装进入行里进行查封，共查获了十九箱云土，每箱一百斤，价值银洋20万元。为了避免老板派人求救，蒋经国在查封第二天就在专署礼堂召开各界代表联席大会，当场将没收的烟土焚毁。“蒋经国亲自点火，顿时，黄烟直冒，香闻十里。”

蒋经国建设新赣南首先开工建设的是中国儿童新村。儿童新村以正气小学为主体，还包括一个幼儿园。创办初期，有1200多名学生，“其中很多是无家可归的难童”。毗邻儿童新村，同时创办的还有正气中学，仅用一年时间，学校就建立起礼堂、教室、宿舍、图书室、操场等主要设施，并开始招生。人人有书读之外，蒋经国还设立“交易公店”，努力达到“人人有饭吃”的目标。

蒋经国在赣南三年后，赣南基本上成一个“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新社会，被美国记者称为“未来新中国的范例”。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缺少制度层面的保障，蒋经国离开赣南后，赣南地区又重新恢复到旧时“黄、赌、毒”肆虐，恶人横行的状态。最终，蒋经国也没有能够挽大厦之将倾，国民党终于败走台湾。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应该吸取。可见，如果不进行制度层面的彻底改革，即使有一些能人可以凭借其背景和强力推行所谓“新政”，大多数情况也是昙花一现，徒然令人扼腕叹息而已！

2008年7月21日星期一

成长的年代，留下最深刻记忆的印巴电影有两部，一部是《流浪者》，一部是《人世间》。这两部电影情节都不复杂，但是当年它们对我的影响是长远的，特别是法庭辩护的那些部分，吸引和激发了我的演讲天分和才华，也因此改变了我的生活和命运。不说大学年代演讲朗诵我一登台我们学校就没有其他人得过第一，不说1989年讲了几天就影响了我的一生，就是到了现在，我帮朋友写演讲稿或者指导他们演讲，预先，就能告诉他们能够获得的名次而且屡试不爽。这些，不能说不是受了上述两部印巴电影的影响。

19990年成为大学文凭的社会闲散后，有朋友建议我去考律师，当时，确实心动过。我知道，如果我做律师，一定会有一番精彩而且经典的法庭辩护和陈辞横空出世，但是，在一个法制从来没有健全过的国家里，精彩和经典有什么意义呢？权比法大，关系比法大，意识形态比法大，这样的社会，连法律都是婢女，律师不过是一些装饰品而已，我才不想成为装饰品呢。

2008年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一年也是我思想问题最多的一年。杨佳袭警杀人案发生后，我一直很关注这件事。老实说，杨佳一口气刺死刺伤了十几个警察我不吃惊，我吃惊甚至震惊的是很多人对于杨佳行为的叫好。我的观点很明确，不支持杨佳的这种暴力行为，即使有再大的冤屈，我也不支持他这样做。以暴抗暴的年代过去了，即使贺龙生在今天，也只能是刑事犯罪分子的结局。

我知道，杨佳袭警事件只是一个极端的个案，但是，没有人是天生的罪犯，对于正常人而言，谁都不会一下子成为嗜血的杀手。杨佳从一个父亲眼里爱读书的、沉默的好孩子到一个举世闻名的杀人犯，促使他产生这些转变的契机是什么？他曾经经过了一种怎样的心路历程？合乎逻辑的说法是，杨佳袭警杀人不可能跟他自身的褊狭、冲动、极端没有关系，但是，除了杨佳个体应该承担的责任外，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过去年代流行过这样一句话：“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那么，我们今天的社会又是怎样把一个热爱生活，希望找一个美女做朋友的户外运动爱好者变成一个冷血的杀人犯了呢？

如果没有精神方面的疾病，袭警杀人后的杨佳按照法律是必死无疑的，但是，如果法律的意义只是惩罚了罪犯而对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社会毫无影响和触动，那么，以法律为名义的杀人和以犯罪为目的的杀人其实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杨佳必须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那么，除了那些死难者和他们的亲友，我们这个社会又该付出怎样的代价，才会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呢？这是应该思考的问题。

为杨佳写辩护词的念头已经好几天了，我的辩护词不可能是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的陈辞，我将进行的工作是一种自愿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全部意义就是揭开杨佳袭警杀人的真相，为公众还原一个真实的、没有成为罪犯的杨佳，他的喜悦、痛苦、忧伤、梦想以及最后歇斯底里的绝望。我的辩护词的全部意义在于揭示杨佳成为罪犯之前走过了什么样的道路，他经历了什么样的无法解脱的梦魇和苦难，才造就了他最后的结局。站在人道和人性的立场，我对杨佳的这种毁灭充满同情。

我不想惊世骇俗或者以这样的行为来吸引多少眼球，我想做只是想让公众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使是一堆渣滓，这堆渣滓原来也是有用的，我们每个人都对这种有用之才成为渣滓赋有道义上的责任。我们的社会在惩罚、谴责一个人的时候，也必须要同情这个人。对于每一个人的过失和罪恶，我们的社会都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08年7月19日星期六

后记：现在，我已经开始了辩护词的构思和腹稿，但是，对于杨佳经历中的细节知道的不是很多，希望知道、了解、熟悉杨佳的人能够给我提供这方面的素材，我将写出一篇檄文式的辩护词来。

我不想为杨佳开脱，我只希望我们这个社会承担它该承担的责任。

2008年7月19日星期六

虽然说一百个人看下来《王子复仇记》就会有一百个哈姆莱特，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即使一百个人看出一千零一个哈姆莱特来，这一千零一个哈姆莱特里也决不会有一个长成武大郎或者七个小矮人的样子，因为那样太不靠谱。

我当老师的时候，语文试卷上，有学生把鲁迅的小说集《彷徨》写成了“膀胱”，把中国的四大名著里写出了《卖火柴的小女孩》，哭笑不得是哭笑不得，但写这些的毕竟是需要教育的学生，即使犯了什么错，都是可以纠正和改过的。

刚刚看到一个好玩的消息，说导演李少红版的《红楼梦》里饰演林黛玉的姚笛又一次被换了角色，不演林黛玉改演王熙凤了。而之前，据说姚笛最早饰演的角色竟然是薛宝钗。从宝钗到黛玉再到凤姐儿，三种绝对不同气质的经典女子在一个戏子的身上换来换去，角色已经混淆，人物绝对模糊，这样演绎出来的《红楼梦》，呆霸王薛蟠成为俏公子贾宝玉决不是什么不好想象的事情。这样的《红楼梦》跟《水浒》成了“一百零五个男人跟三个女人的故事”异曲同工，如此而已！

乔太守错点鸳鸯谱是一个老套故事，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旗帜下，要莎朗．斯通来饰演林黛玉也不是什么不可以的事情，而且那样更有轰动效应和炒做价值。不过，当“花开花谢飞满天”的时候，林黛玉的水蛇腰就成了莎朗．斯通的水桶腰，手里拿的就不是花锄而是M16或者AK47之类，这样的《红楼梦》已经不是《红楼梦》，还是叫“红灯区”更实际些呢。

2008年7月18日星期五